1958年，是‘大跃进’的起始之年。也是一个“闹腾之年”。年初开始不久，就掀起了“除四害”（苍蝇、麻雀、老鼠、蚊子）。那时我还在“四川医学院”(今华西医大的前身）任学生科科长。但几乎与此同时，四川医学院也掀起了“下放干部”的高潮。在“加强基层”“锻炼干部”的名义下，我爱人章添（此前在川医党委宣传部任宣传部部长）被下放到内江二中（省重点中学）任校长。随后，我也来到内江，来后我被告知分配在内江一中任支部书记。
由于那是“大跃进之年”，“跃进”首先始于农业，因此，在我的回忆中我到学校以后，几乎没有作什么教学工作，师生们不少时间都是在参加劳动，我当然也不例外。我到学校时正是插秧季节，于是和老师、同学们一同去附近公社的生产队干插秧、挑粪等农活。一去就一个多月吧，情况还未完全熟悉，“大跃进”的风又开始在教育领域刮起来，内江地区开始了“大办高等教育”的“跃进”。内江原本有一所“师专”创办于1956年已有相当的基础，并初具规模。这时又要在“内江高中”的基础上“戴帽子”成立一所“内江工专”。这年暑假我被调到地区文教局参与录取“内江工专”学生的工作。录取工作结束以后，我就离开了一中，而被地区文教局调到了“工专”。由于这所“工专”是在内江高中的基础上戴的帽子，因此只招了两个班，设置了两个专业一个是“机械专业”，另一个是“电力专业”，仅100名学生。教室是利用内高的，办公室也是内高腾出几间房子作的。校长就是内高的校长，名“陈杰”他也是从中央某机关“下放”来的。学校的干部好像就是我和一位姓蓝的同志二人。他主要负责党团的工作，我主要负责办公室方面的工作。教学工作大概是由内高的教务处分管吧。
开学后，学生陆续入学，教师除由内高的一些教师兼任外，也从一中调了一些教基础课的老师。开学半年内帮助各班建立了共青团总支、支部。而老师们大多数时间在参加内高老师的“拔白旗，插红旗”和“向党交心”的政治运动。我因刚到“工专”，对“内高”老师的情况并不了解，也只能参与会议听听而已。
这年下学期开学不久，中央提出要“大炼钢铁”，要使58年的全国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那时我们这些学校的普通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我们国家已经生产了多少吨钢，还需要多少才能达到1070万吨的目标。至于如何炼法，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上级要求学校停课炼钢，这无疑是“大跃进”的重要内容，那是必须执行的。这时工专的师生只能随“内高”而动，师生们都不上课了，也不知道去哪儿学习的经验，大家分班级在大操场上垒起一座座“小高炉”把收集起来的“破铜烂铁”放在小高炉内烧，红红的炉火通宵达旦。有的教师同学根本不睡，同学们则24小时轮班“炼。”
在学校炼了一段时期以后，大概成效不大。于是上级又要求师生们到群众中去参与“全民大炼钢”，内高和工专组织了几个小分队去了威远和农民一起参加炼钢。半个月后，我也去了威远，看见同学们住在临时搭建的草房里，睡的是通铺，吃的是豆瓣酱拌饭，生活极为艰苦。为了炼钢他们大都24 小时不休息，个个疲乏不堪。他们告诉我，有的同学在上厕所时也竟然睡着了，有同学吃着饭也倒在铺上睡着了，看着他们，我确实感到非常心疼，但又无能为力。他们炼钢时烧的全是刚从大山上砍下的木材，那时还兴“吃饭不要钱”，在炉边的废炉渣上，到处都是烧的一小锅，一小锅的饭。还记得一位数学老师曾怀着非常真诚的心情对我说“开始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让他们到农村与农民炼钢，现在理解了就是要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与工农一样”。对于他这种理解，即使在当时，我也感到是一种“无奈”，而且无言以对。据以后了解这年1070万吨的任务并未完成，以后调整为1030万吨也未达到，而多少原始森林被毁，多少国库的粮食被淘空，恐怕谁也说不清啊！
师生们炼完钢回到学校，稍微修整，很快进入第二学年。在这一学期是认认真真地学习了功课，基本恢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次序。
暑假来临，又有了“新政策”，上级决定，内江地区要建立一所正规的“高等院校。”要将“内江工专”、“乐山专科学校”的部分专业合并到“内江师专”成立一所综合性的高等院校名为“内江专科学校”。暑假期间我和师专的刘襄笃同志被派到省里举办的“高等学校教师马列主义学校班”学习一个月。学习结束回到学校以后，学校已经合并了，这时我才知道这所学校，是1959年5月经四川省人民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建立的。它是将内江师范专科学校和内江工专合并，并将原“工专”的电力专业调入“都江堰专科学校”的机电专业，将“乐山专科学校”的生物专业调入内江专科学校。1959年9月“内江专科学校”正式挂牌成立。并实行省教育厅和内江行署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校长是地委副书记——肖波 ，陈昕如任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委员为张世定、奉孝芬、王沛霖、刘新基、赵泰丰。党总支下，设七个支部，即工科、语外、生农、理化、地体、数学、行政。1960年，支部下设师生党小组。在党的领导下，学校建立共青团团委，刘襄笃同志任团委书记。学校还为各学科配备专职的政治辅导员兼任各科团委书记，指导各科学生会和班委会的工作负责全科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注一）
在行政机构上学校设有“校长办公室”、“教务科”、“人事科、”“总务科”等行政部门。
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学校成立初期，原师专的教师队伍有很好的基础，新成立的工科、农科专业的教师则主要依靠地委、行署及其所属的工业局、农业局从工业、农业战线，农场、科研院（所）选拔有专长，有实际经验的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以及农学、农机、畜牧专业中的高级农技师组成了骨干的教师队伍。1961年后，也从工科大学毕业生参与教师队伍中的优秀者选拔骨干老师。例如1961年被内江行署任命的工科主任云大桥即属此类人才。
随后，学校的工会也相继建立。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教职工，作好职工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尤其是在关心职工福利，活跃文体活动上作了大量工作。
当时学校新建了一幢三层高的教学大楼。与此同时也不断完善和充实了图书馆的纸质书籍和各种期刊、报刊。到62年时，图书馆藏书已达3万余册，期刊30余种，报刊30余种。（注二）
1959年秋季开学，老师上岗，学生入学时，学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年正是我们的祖国诞生十周年。国庆前后，在共青团、工会的共同组织下，学校开展了多项庆祝活动。举办了音乐会，还在大操场办了舞蹈晚会。师生们都积极参与了这些庆祝活动。
这一时期教育领域还提倡学生要学工、学农，学校还组织师生到工厂、农场参与工、农业生产的实践活动。在师专时期，学校就已结合专业特点在学校内办了工厂、农场，专科学校成立以后，同学们的一些实践课程有的就在学校内的这种工厂、农场继续进行。记得1961年，在庆祝建党40周年时，学校还举办了展览会。工科同学们展出了他们自己制作的机械工具。师专化学科的同学们因为在“内江糖厂”实习过，他们用一些秸秆、铁皮等废旧物品制作了整个“内江糖厂”的模型。看后使我十分惊叹！从59年建校到61 年这一段时间，学校的教学工作是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进行的。各项教学活动有序的推进。当时在教师、职工中开展的“反右倾运动”，在教师中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影响。在我的记忆里也没有反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
但是，61、62年以后随着“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开办，粮食危机逐步显露出来。上级要求将师生员工的粮食定量由每月24斤降至19斤。紧接着副食品供应也极缺了，除了节日期间供应一点肉食品以外，平日大食堂炒菜都很少用上一点油。慢慢地，粮食危机越来越突出。师生们越来越吃不饱了。于是伙食团经常有人“闹粮”，怀疑大师傅们偷了他们的粮食。学生们还把柑橘皮切成“小颗粒”放在饭里当菜或粮食吃。他们说“可以增加热量”。老师们也颇有微词。一次，居然出现了一位平日表现较好的同学，到养猪场偷吃猪饲料的情况。听见这个消息，开始我还挺生气。此后我把这位同学找来谈话，才知道他实在是饿急无奈了，才出此下策，由此使我想到“饥寒起盗心”，确实不无道理。但我还是批评了他，记得我好像说，你有困难，可以找我们，无论如何你不能到猪槽里去偷猪食吃，毕竟你是高等学府里的大学生啊！说完我们都很难过。
我到“专科学校后”被任命为“校长办公室副主任”，除了作好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以及校内外来访人员接待以外，每周还要安排办公会议的内容。我同时还兼任工科党支部书记，有时也要上政治课。工作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工作还是能够有序进行。但遇到象61、62年时的那种情况，学校缺乏一种安定的环境，师生们的情绪也都不太好的情况下，压力就更大了。现在回忆，当时支撑我能够充满信心走过来的力量是来自一本“小说”。我曾经用整整一个通宵看完了罗广斌和杨益言著的《红岩》，当时我就曾想，尽管现在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比起那些为建立共和国而牺牲的英雄们，确实算不了什么。加上当时的副校长陈昕如又很支持我的工作。于是我仍风风火火地朝前走吧！
专科学校较之城里边的学校，有一个较大的优势，那就是土地资源比较丰富，学校的团委书记刘襄笃同志（也是学校的开创者之一）是一位“实干家”，他在办公会上提出组织全校师生员工自己动手，在空地上种植红薯、萝卜、牛皮菜填补粮食的不足。这个措施确实解决了学校缺粮的大问题。秋收以后红薯和牛皮菜可以填饱大家的肚皮，加上学校还喂有一些猪，遇到一些大的节日也可以给师生们打一下“牙祭”，这以后在同学中再也没有出现上面那样的问题。
61、62年那段日子是困难的日子，更是饥饿的日子。虽然如此，现在回忆起来师生们的精神状态还是很好的。那时国内、国际的形势还是比较复杂的。国内，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都在开展“反右倾”的政治运动，62年台湾反动当局还策划反攻大陆。国际上反帝、反修正主义，苏联的赫鲁晓夫又攻击我们是“喝大锅清水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九评”（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篇评论）。我们很多时间都在组织师生们学习这些东西，心中还颇有“自豪感”。
1962年中央下发了“农村12条”纠正那时出现的虚报、浮夸风，强调要落实对基层干部的政策，停办了“公共食堂”，国家的元气开始慢慢恢复，紧接着中央又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的各项工作似乎都进入了一种“调整”的状态。
然而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随着“八字方针”的深入贯彻“内江专科学校”却面临被“撤销”的命运。上级确定的撤销方案是：将专科学校的校舍、校园移交于从省里下来的省统计校，保留了原师专的部分教职工和教学设备。为以后开办学校留下一些基础。“工专”、“农专”均撤销。教师另行分配至全省高校；同学则是，毕业班均分配工作，工科“机械制造专业”的大部分同学都分配到省内外较好的企业了。非毕业班的，有城市户口的则分配在地、市机关，学校、企业安排工作，而农村户口的全部安排返乡。这样的安排，在当时我也认为是极其不合理的。那些农村同学，也都是高中毕业后经过高考，并且达到了录取标准进入高校的，完全不考虑他们的学历和专业情况，让他们返乡务农，不仅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毁了这些同学的前程，在他们未来成长的道路蒙上阴影。然而作为学校的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去改变上级确定的政策。虽然当时我们也为返乡的同学戴了大红花，开了欢送会。然而却无法改变当时的无奈。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3年上半年，我在处理完“内江专科学校”相关的善后事情后，带着遗憾的心情离开了学校。“内江专科学校”从成立到撤销还不到五年，但学校还是为国家，为社会输送了两批毕业同学。这些同学以后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应有的成绩。回忆自己这四年多的时间，个人似乎没有作出什么工作业绩，成天忙忙碌碌应付事务。但也结识了一批好朋友。如和我同办公室的王朝东同志，一位非常朴实的好同志，他家在农村，那时对于农村的浮夸风、形式主义等都不满，我们常常互相深谈（可惜如今他已去世），团委书记刘襄笃和他的爱人罗淑同志，刘罗二人可以说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内江的师范教育事业了。文革以后，他们还协助当年那些返乡的同学落实政策，恢复学历，作了大量对同学有益的事情。
我见证了“内江专科学校”的兴、亡。我认为，从它的“兴”到它的“亡”，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段曲折历程，应该说国家还是为此付出了不少代价的。未来我们国家还需要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我深切地期盼我们国家未来的高等教育，能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在更健康、更理性、更具前瞻性的道路上发展壮大！
注一：本段资料摘自《内江师范学院校史》
注二：本段资料摘自《内江师范学院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