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是向往和追求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对儒家、墨家及其他诸子中的和谐社会理念都有所吸收。全面论述杜甫的文化精神中的墨家思想与中国和谐文化的密切关系，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墨家理论，杜甫仁义思想，人道主义，和谐社会

墨家是中国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中最具有鲜明特色的一家，它是以开创者墨翟的姓氏命名的学派。墨子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一位“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伟大思想家，可谓世界第一等博爱主义大家。它的思想非常丰富,独树一帜,影响巨大。因而,墨学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唯一能与儒学并立、抗衡的显学。在历史长河中,秦以后,墨学经历了一段沉寂的岁月，成为一门“绝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又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伴随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构建，墨子的思想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他提出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政治思想和“节用，节葬，非乐”的经济思想对于我们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更是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也是我们有效促进文化和谐统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后因觉“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淮南子》），遂决然举起叛旗，背周道而行夏政。可见墨子最初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破旧立新的，这种实用主义精神同时也贯穿《墨子》全书之始终，与之相适应的，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墨子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定为墨家学派总的宗旨。

由于师出儒学，在儒学影响中国古代文人的年代，墨学可以说也在无形中对文人的思想产生了能动影响。尤其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极度繁荣的唐王朝，对文人思想的潜在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杜甫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是向往和追求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身上集中了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一些重要的品质，如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情怀。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他从小接受的主要是儒家和谐社会的思想和理念，同时对道家、释家、墨家、玄学及其他诸子中的和谐社会理念也有所吸收。他的一生都在为追求和实现一个美好社会理想而努力。这个理想就是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百姓安居乐业，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文化精神在杜甫的思想与诗歌中均有强烈体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全面论述杜甫的文化精神与中国和谐文化的关系，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1］

实际上，杜甫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从中原文化开始的。在中国诸地域文化中，中原文化是中国元文化的渊源和发祥地。无论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还是在唐朝已经成为“绝学”的墨家文化，其源头都在中原。

杜甫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歌，大多数是围绕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诗人自身遭遇而做的。这些诗作，有的表达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有的表达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有的表达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有的表达对祖国河山的赞美之情。这些诗无不体现杜甫深切的爱国之情，赤诚的爱国之心。

虽然杜甫以儒家为主要思想，但我们同时可以看出在儒家文化之外，杜甫还深刻的受 “舍己为人”、“泛爱兼利”的墨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对杜甫的更是显现。

下面我们就从“墨家十论”中的“兼爱”、“非攻”、“尚贤”三个方面来探讨墨家思想对杜甫仁义思想的影响。这也就是体现着在，文化上的，兼爱；军事上的，非攻；政治上的，尚贤。

一、兼爱

 如何使文明社会的秩序得到稳定？墨家提出了“兼爱”的原则。按照墨家之见，社会之所以产生争乱，主要便在于社会成员不能那个彼此相爱，若天下之人能兼相爱，就可以消弭纷争，彼此相亲，国与国之间也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兼爱”观念所体现的，同样是一种人道原则，在注重人道原则这一点上，墨家的“兼爱”超越了儒家所倡导宗法关系，它所体现的人道原则在某种意义上更具普遍的内涵。

杜甫的很多诗歌中都明显体现出了他的一种有别于儒家“仁爱”思想——“兼爱”，为天下的苍生传达出了深切的同情和关爱之情。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叹，正响应了墨家思想中抨击的“强必执弱,富必辱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的社会现实。这与儒家的“爱有差等”的观念明显是对立的。

无论是对下层百姓、普通军士、还是鳏寡孤独之人，对这些弱势群体，杜甫都体现了一种仁厚的关切“兼爱”之心。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天宝末年即写出《兵车行》一类的诗歌，为“或从十五北防河，归来头白还戍边”的远征边塞的士卒鸣不平。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还写道：“庭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供城阙”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尖锐揭露了统治者残酷剥削压榨百姓和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现实。安史之乱后，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他更写出“三吏”、“三别”之类的新题乐府诗，为天下苍生的生死离别而痛哭。在“兼爱”思想的影响之下，他迫切希望早日结束战乱，让百姓们过上“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生活。［2］

像杜甫这样的诗人，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艰难困苦、颠沛流离的坎坷生活经历使他接近了广大劳苦群众，加之深刻的传统文化素质，使他深深懂得“邦以民为本”的道理，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力。因此，他对饱尝战乱之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抱着深切的怜悯和同情也是在所难免。

二、非攻

安史之乱以后，杜甫曾颠沛流离于各地，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疾苦。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为优秀之作，是杜甫诗歌灵魂的主体。诗人路过石壕村，见证了征兵给人民带来走赴边疆、家破人亡的惨痛；新婚夫妇成婚一日之后竟成为永别的悲惨，花甲老人拜别老妻的无奈，士兵们战场上九死一生的遭遇，“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中对返京的思念。因此，他本人是极度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不义战争，这就与墨家思想中的“非攻”不谋而合。

“非攻”是墨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和谐精神深刻而突出的体现。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攻伐兼并战争的兴起,固然有其必然性,但强欺弱、大攻小的不义征战不息,是背离“天志”而恶万民的。墨子坚决反对这种不义之战,认为战争本身是残酷的,战争造成的人民死亡、田园荒芜、财物耗尽、社会大乱,是与其所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根本宗旨相背离的。因此,他提出“非攻”主张,以“非攻”来反对和制止各种掠夺性的战争。

杜甫生活一个由繁盛转向衰弱的，并且战乱不断的社会,他的诗作中也多有对战争的反映和认识,总体上表现出了非战的思想。天宝十五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正在奉先县探家。在新安道上，他和父老乡亲一起逃难，一起流浪。空前的浩劫，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忆在潼关诗兴多”，形成了他现实主义创作的高潮。《北征》、《羌村三首》、“三吏三别”等都是这一期的代表作。唐玄宗后期日渐好大喜功,屡屡边事用兵。杜甫对这种战争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他质问统治者:“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他斥责统治者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边庭流血成海水 ,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百万攻一城 ,献捷不云输。组练弃如泥,尺土负百夫。”(《遣怀》) 统治者用百万士卒的生命去换取土地与功勋,只献捷报却不云败绩,视士卒之命如草芥,真是“率土地而食人”,残暴至极!［3］

“非攻”直接源于“兼爱”理想，墨子竭力用“非攻”思想劝说各国君王止战息争，就是为救天下百姓于水深火热中。杜甫对下层贫民的同情，体现出其“兼爱”思想，同时继承下了“非攻”的思想理念。

无论是“仁”或“义”，都是从建立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说的。社会秩序的实质是社会各利益群体相互间的一种妥协。问题是，战国期间的诸侯们并非孟子的性“善”者，而是荀子的性“恶”者，于是就有了“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的战争，他们是用战争的方式来建立关于社会秩序的讨论。而墨子是作为人民的代言人来参与关于社会秩序的讨论的，这就跟杜甫的同情底层贫苦人民，反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的战争一拍即合。

三、尚贤

“尚贤” 思想是墨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尚贤”就是推崇和倡导贤人治国，指的是在施政治国时,人事上要尊贤事能。墨家认为 ,贤能的众寡和社会的稳定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最早提出“尚贤”思想的其实是孔子,但墨子对孔子的这一思想进行了大胆的扬弃和超越。孔子把“尚贤”局限在贵族统治阶级内部,并且多是论述“尚贤”的重要性和贤能的标准,其他问题阐述很少;墨子则把“尚贤”的范围扩大到社会的全体成员,并对“尚贤”的各个方面都作了系统而深刻地论述。墨子深刻总结了“贤人为政则国治 ,愚者为政则国乱”的历史经验,鲜明地指出:“尚贤者,国之本也。”

杜甫出身于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官宦地主家庭，由于其良好的家庭出身，杜甫很小就受到极深的文化熏陶。杜甫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从中原文化开始的。在中国诸地域文化中，中原文化是中国元文化的渊源和发祥地；无论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还是在唐朝已经成为“绝学”的墨家文化，其源头都在中原。因此，杜甫无形中也受到的墨家“尚贤”思想的影响。他非常希望统治者重视人才，任人唯贤。可是他不赞同儒家思想“尚贤”局限在士大夫阶层。而认为选贤不能只是局限在士大夫阶层，  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是相同的理念。

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杜甫有巨大抱负，自谓能立等要路，致君尧舜。但是这幻想在天宝五载到长安之后，便彻底破灭了。到长安的第二年，他参加了由李林甫操纵的一次考试，落入骗局。落地之后回到了偃师，后来又到长安，献赋上书，干谒赠诗，希求汲引，但是都落空。十载的长安生活历尽辛酸。“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上三大礼赋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左韦丞》）这十载使杜甫历尽人间辛酸，他看到了生民疾苦，那关心着国家安危仁民爱物的情怀，在这颠沛流离的生活里不惟未曾衰退，反而更加强烈了。［4］

正是这份经历，更加坚定了杜甫对于选贤任能不应有所身份的限制，广泛选举能为国效力，他很是赞同“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的墨家思想。

综观杜甫一生思想是“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

杜甫精神的中心就是以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为基础而融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各种美德的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精神。其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情操，自觉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构成一个完整体系，这体系深深植根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杜甫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完全合拍，它正是传统文化的结晶而又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杜甫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文明传统中的社会和谐理念。他的著作中也贯穿着追求社会和谐的主张。他多次描绘出理想的和谐社会蓝图，愤怒地批判和揭露当时社会的不和谐现象。他以博大胸怀、崇高人格，对自然、人生充满诗人的敏感和仁者的热情，为我们留下了真诚和谐的处世风范。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杜甫精神就正是我们今天应该大力弘扬的宝贵的传统和谐文化资源。杜甫精神的中心就是以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为基础而融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各种美德的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精神。其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情操,自觉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 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构成一个完整体系。这体系深深植根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这一切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启迪。在杜甫的和谐理念中, 有他特别强调突出的三个要点 , 那就是他的重民爱民思想、修己精神和纳谏主张。重民爱民思想这是杜甫和谐理念的根基和出发点，追求社会和谐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人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全局出发，所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墨子的“博爱主义思想”是我国古代当时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缩影，从杜甫的墨家思想中得出的“兼爱”、“非攻”、“尚贤”，等主张，所体现出来的团结友爱、和睦共处、和谐统一、选贤任能、社会节约等社会政治思想，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杜甫从墨子思想中继承的有关经济、政治、道德、科学文化、外交等的阐述，更从多个维度，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