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  涛）

   1976年我调离资中师范，来内江地区行干校报到。从市区车站到学校中间拦着一条沱江，此时恰好是沱江洪汛时期，往日宁静的江水，一时浊浪滚滚，淹没了两岸平坦的沙地，并无情吞噬着桐梓坝的大片绿田。我从破旧的沿河街上，找到一条去渡口的小巷，下了近20多个石阶的陡坡，才坐上一艘摆渡的木船。木船上能容纳30多个乘客，有4个船夫，他们迎着洪峰，一齐用力划桨，木船在激流中惊险地朝着对岸冲去，最终停泊在一棵古老的黄桷树下。下了船，踏上桐梓坝这块土地，从此开始了我在这里30多年的教学生涯，并经历了内江师院创业的坎坷历程。

在分合中发展

   桐梓坝是内江市的文化区，坐落着行干校、统计校、艺体师范和内江一中几所学校。然而当时这里地方闭塞，交通不便，土地荒凉，是个被城市所遗忘的角落。

   行干校占地不大，全部家当是：两栋规模不大的教学楼；一座地主旧庄往园，因园内有四棵桂花树，故雅称“桂花园”此外就是一处尼姑庵和一个破旧的河边礼堂了。

   桂花园是个两进四合院，一进院的庭院较大，四周有两间大的平房作为学校的教室，两侧厢房则是教师住宅；二进院的庭院小了很多，四周的房子是学校的办公室；但二进院两侧各有一条巷子，巷子两边都是简陋的平房，当时被安排作教师住宅。

   行干校的使命是培训干部和中学师资，在内江市所辖的区县范围内办师资函授班。我来校报到不久，就随着校办公室主任刘襄笃老师跑基层，走访多所乡镇中学了解情况，然后写成调查材料，作为办校培训师资的参考。

   学校使命的突变是在1977年。那年中央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行干校应省教厅的安排，开始招收中文、数学等专业的高师班。张世定是个事业型的校长，忠于教育，重才爱才敢担当，为了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在他领导下，学校从内江地区管辖的八县一市抽调中学骨干教师，包括一些因历次政治运动而被埋没在地方的人才。当时在威远县的原川师大的黄崇智先生，就是张世定亲自招进学校的。为安排这些新来的教师，学校专门在河边礼堂旁修建了两排新平房。

   由于学校性质的变化，招进1977级、1978级两届专科生之后，迫于所辖上级不同，行干校不得不分为两所学校：一是内江师范专科学校，直属省教厅；一是内江教育学院，从事成人专科教育与师资培训，直属内江市教育局。两校分家关系到学校师资与财产的分割，当时上级为此划了两条线：一是土地线，以山坡中间为界，上面归师专，下面归教院；二是师资线，1977年招高师班之前的师资归教院，之后所招进来的教师归师专。这两条线也只是大体如此，实际上执行时都有所突破，比如师专在分家尚未完成之前，便在山下建起了两栋教师住宅楼，而教院则以搬迁校址到市区大洲坝为“诱饵”，把本来应属于师专的教师，吸引到教院来。最终结果是：内江教院搬迁校址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校址仍在山下；师专在教院属地上建的住宅楼一事，闹到了市里，市里专门派人来学校作仲裁，结果是：住宅楼土地权归内江教院，使用权归内江师专。

   从1979年起，行干校就这样一分为二。所谓“麻雀虽小，五脏倶全”。20年间，两所新办的院校各自大兴基本建设，修建教学楼、办公楼、实验楼、大礼堂、图书馆、运动场以及师生住宅楼。一栋接一栋的高楼拔地而起。桐梓坝成为内江市高等教育集中的地方，原本荒凉的面貌迅速发生变化，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块土地上的第一次文化繁荣。

  然而，由于内江市的城市建设滞后，师专与教院被沱江所拦，仍处于孤岛的僻壤上。由学校去市区，或火车站、客运站，除了坐木船摆渡，只有一条乡间公路。名曰公路，实际路面狭窄，很多地段只能过一辆车，且坎坷不平，七弯八绕，只能说是条乡间大路。两所学校困居于乡田之间，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贯通，因而连校门修建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内江师专的校门最后修建在乡间公路的一条无名的岔道上，内江教院的校门则连乡间公路都挨不上，只得修在乡间小路上，校门正对着的地方相距三四米处便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堰塘。

   新生来校报到，只知学校在桐梓坝，不知在哪条街。因为这里没有街道，更无街名与号牌。所以新生进入校区之后，往往东转西绕，找不到校门口的报到处。更有甚者，两所学校基本没有院墙，校区小道与乡间小路纵横交错，校区虽不大，但进入校区犹如走入八卦阵，找不到方向。记得我在教院大门口，曾遇到一个学生的家长在门口徘徊，她说她从山上走到山下，已绕了两圈，问我走哪条路才可以走出学校，进入市区？

   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高等教育大发展，要求大学做大做强，各地掀起了合校升级风。真是应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客观规律，桐梓坝的三所学校紧随时代大潮，也步入了实际合校阶段。首先合并的是同属内江市管辖的艺体师范与内江教院，名曰内江教院。随后是内江师专与内江教院合并为内江师院，由专科院校升级为省属本科院校。

   在省、市政府直接统筹下，2000年秋天，内江师院终于正式挂牌成立了。合校不久，内江师院即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办学上了一个新台阶。学校不仅独立地招收大学本科生，而且兼并了四川统计校的校址。其实，统计校的校址原先就是内江师专的地盘，现在张大千美术学院办公楼门前几棵高大粗壮的香樟树，就是20世纪50年代内江师专建校时栽的，因而内江师院东区的形成，与其说是“兼并”，不如说是旧址的“回归”。两年后，内江师院标志性教学楼建成，办学规模飞速扩大。此时，内江市政府沿江兴建的东桐路也竣工了，内江师院终于临街，有了一个气势不凡的校门。

   合校的优越性，对于教院的教师来说，感觉来得更为强烈。

   内江教院成立之初，在80年代曾有过10年的辉煌。当时在彭代荣书记师和郑平凡院长的领导下，狠抓教学质量和学术研究，办学欣欣向荣。以中文事系为例，当时校内成人专科班年年都能招入八九十个学生，各县还办有人数？不少的函授班。由于学术走在前列，四川省教院系统的中文专业研究会由内江教院中文系当召集单位，出任会长与秘书长。内江教院一度盛名在外。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新的领导班子实行学校的产业化，以“创收”为中心办学，导致学校的教学与科研逐渐衰落。因而，内江师院的成立，对于内江教院的教师而言，无疑是摆脱了教学与科研的困境，走上了一条充满光辉前景的大道。

   合校之后，给我最为鲜明的感受，是以教学为中心的正常教学秩序的建立。这里仅举教师住房分配一事为例。内江教院20世纪90年代修建了一栋新的住宅楼，全校分过一次住房。领导首先留了一套给建房有贡献的干部，其余房子统一分配，分配的方式是打分，除了领导分，职称分，工龄分，还加上了军龄分（家属里有参军的都算分）；师院兼并了统计校的校址之后，也分过一次住房，即将统计校的教师住宅分配给师院的教职工，分配的方式也是打分，但打分只有两条标准：一是职称分，领导不搞特殊，行政等级与技术职称对应打分，二是工龄分。在统一分配之前，也预留了几处住房，但是这是留给即将引进的教授、博士的。同是教职工住房分配，其标准殊异，其社会效应也截然不同。教院分房的风波虽经多年，仍遗患不息，师院分房却风静浪平，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提出意见。

   不过内江师院作为新成立的本科学校，在起航之时，也困难重重。最重要的是师资力量，中文系的教师有教大专的，也有教中专的，学历普遍不高。要适应本科教学，有一个教师自身专业素质的提高过程。建校后，教师们都很努力，在教中学，在学中教，争先恐后，提高教学质量。而学校采取上公开课方式，检验教师的胜任程度，淘汰不能胜任教学的教师，将他们另行安排工作。

   当时，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一位老师，由于上公开课时过于紧张，发挥失常，而被调离了教学岗位。两年之后，我与这位老师在图书馆相遇，他给我看他新近发表于核心刊物的一篇论文，我读罢颇为感慨。我在想，这位老师还是有潜力的，假如给他一年半载的教学实践，他一定能够站稳讲台。我心中颇为自责，因为当时我竟没有站出来为他说话，给他争取一个从教的机会。

   新办的内江师院充满活力，师资队伍迅速发展。开初几年，学校经过考核，给中文系引进了不少有才学的硕士，如北大的王彤老师，川师大的于军民、李厚琼老师等。他们的加盟，不仅改变了师资的学历结构，而且很快形成了中文系一批新兴的教学骨干。建校五六年之后，博士开始大量涌入师院，如川大的邓国军、翁礼明、高佳老师等，由于他们的加盟，学校声名鹊起，各地人才闻名而来，以至学校不得不提高引进人才的门槛了。

在起伏中治学

   初进行干校，我便面临着一个专业选择问题。我本擅长文学评论，然而当时学校从事的是中学师资培训工作，按中学教学需要，分政论文、记叙文、古文、汉语等科目。中文科领导陈应祥、刘安善安排我承担政论文的教学。

   到了一个新单位，首要做好的是亮相，即给人的第一印象。因此，初来乍到，我在教学上下了功夫，成功地开发了议论文的结构主义教学法。议论文由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构成，通常教学方式注重理清与讲解这三要素。我独辟蹊径，从三要素之间的联系切入，着重解剖文本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过逻辑结构图来理清文本的思维及其三要素建构的秩序。学生一旦熟悉整体性的文本结构，余下的三要素内容讲析就迎刃而解了。

   议论文教学讲的是理论，内容比较枯燥，但使用了结构主义教学法后，教学犹如庖丁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踌，砉然响然，奏刀騁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学生开始寻求文本的内在秩序，并尝试以图式表现出来，由于学生的积极参与，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教学充满了探索的乐趣。

  除了讲议论文外，我还开了一些文学讲座。应政教科的邀请，在干部班讲《〈水浒〉里宋江的悲剧》；应艺体师范校的邀请，讲《绘画的艺术意蕴》；应市委宣传部邀请，讲《文艺创作的“三突出”》等等。那时开讲座是没有报酬的，但主办方总要请你吃顿饭。那时教师工资低，生活清贫，特别是单身教师，在食堂用餐，每顿千篇一律：三两饭，一盆红烧冬瓜。冬瓜上有几颗油星，那是冬瓜烧熟后才滴上去的。因而即便邀请单位只招待一顿饭，我也十分满足了，至少这顿饭能吃到肉，吃一顿能管得上好几天。

   1977年冬天，全国举行“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由于高考停了十年，有大批的知青报名，考生多达570多万，而高校数量与规模都滞后，事录取率为29:1。为了多招生，各地因此发掘办学资源，内江行干校就是在？这个形势下开始招收高师班的，并向师范专科性质转型。

   1977年和1978年两年高考，由省里出考题，各地区组织教师阅卷。内江地区的高考阅卷由行干校主持。语文科目阅卷则由中文科主持。中文科领导把阅卷教师分为三大组，每大组有八九十名中学教师；大组又按考试题类型分为若干小组，每小组评阅一题，进行流水式阅卷作业；小组内再分初阅与复阅两人，相互交换监督，以力求评分客观正确。我担任一个大组组长，负责阅卷人员的安排调配，以及仲裁解决阅卷中发生的有争议的问题。

   记得那年语文考题的作文题目是《〈一个青年矿工的变化〉读后感》，阅卷教师在一篇作文评分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一个认为作文有新意，语言也好，应该评高分，一个认为作文写的是首诗，体裁选错了，坚持打低分。这两位教师都是内江中学界有影响的人士（20世纪90年代初一起被评为特级教师），争议影响扩大，我不得不召集全大组阅卷教师开会，进行公开裁决。我通过对试题要求的分析，提出我的意见：读后感一般来说采用的是散文体裁，但试题上没有规定体裁的要求，因而用诗体写读后感也不能视作违规。这篇作文最终由原先的低分改为高分，相差了30多分。殊不知，这场阅卷评分的争论，引起了媒体的注意，这篇有争议的作文后来在报纸上发表了出来。

   自内江行干校办了高师班之后，中文科的教师为了适应正规的高等教学，重新进行了专业分工，科上安排我教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此我的专业定了下来，一干就干了30多年。

   1979年，虽然师专与教院两校分了家，但同属于专科层次，所开的专业科目大致相同，因而两校的教师来往比较密切，经常相互听课，探讨教学与学术问题。

   教案互相借鉴。比如讲析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师专杨老师讲得很成功，学生反映甚好，教院的邱老师听了课后，把她教案中的精华吸收了过来，给教院学生讲，也取得了成功。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李老师讲鲁迅的杂文特色一课，深深吸引了学生，梁老师把李老师的教案借过去，照本宣科，结果学生反映很糟糕。同一个教案，在同一层次的学生中讲，为什么教学效果会截然不同？后来我与李、梁一起分析，这是因为讲课人的知识结构与讲课风格不同，造成了不同的临场发挥，结果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除了师专与教院两校间的教学交流，在专业教学上我们还支援了内江电大。我在20世纪80年代承担了内江电大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代表内江电大先后去攀枝花与奉节两地，出席四川电大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研讨会，并应邀在1985年第1期《四川电大》学刊上发表了《关于提高学生分析能力的几点思考》一文，被评为四川电大的优秀教师。在攀枝花研讨会上，四川电大副校长对我说：“欢迎你调入四川电大。”我想到四川电大教师要跑各地、市去教学，流动性太大，因而婉拒了。

   科研上密切合作。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负责主编教院的内刊《教学参考资料》，主要发表各地中学教师的教学论文，为中学教学服务。1984年又与内江教科所蒋路大老师合作，创刊了全国公开发行的《学语文报》，我担任主编，蒋老师负责发行。1986年秋，我去中国社科院文研所高级进修班进修，辞去了主编职务。《学语文报》由内江教院和内江教科所合办，改为了内江教科所独办。

   在科研上，我除个人发表学术论文，主编《学法精要》（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论据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之外，主要是与师专同仁合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与师专的孙自筠老师有过两次科研合作。第一次在1985年，我与孙自筠及成都大学中文系陈仰高主任，三人签订了一个“君子协定”，一起编著一套中国现代派文学的评析丛书。一年后便写完了关于现代感觉派小说的初稿，但后来由于诸种原因，这个科研计划中途夭折。第二次是在1987年。这年我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办的高级进修班学成回校，便得到通知，经四川省师专与教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讨论通过，委托我主编一本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全省师专与教院的教材。接受这项科研任务后，我觉得做好这个项目少不了一个最佳搭档，因而立即与万县师专陶老师、宜宾师专姚老师两位副主编商榷，提议增加孙自筠老师作为副主编。为了扩大影响，我与孙又先后邀请了贵州、云南、山西、新疆等省区一些师专、教院有影响的教师加盟，协作编著这本中国当代文学史。

   经过一年的奋斗，各地参与编著工作的教师约20人，集中在重庆师专开统稿会。统稿会之后，我与孙老师用了两个月时间，对全书作了整体修改与重写后才定稿。这项科研项目中，我主要负责提出书纲，统一全书的观点，并写篇首的长文《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扫描》，概述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性质、结构以及走向。在全书定稿后，为了体现文学史创新的特色，师最终决定不用原定的《中国当代文学简史》书名，改名为《中国当代文学事扫描》。

   四川文艺出版社对《中国当代文学扫描》（以下简称：《扫描》）的出版，态度十分积极，专门委派了龚明德做责任编辑，并专程来内江，住在教院招待所里审稿。一周之后，龚明德编辑在定稿上签字，发放出版社的准印单。半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学扫描》便正式出书了，开始向五个省区的几十所师专、教院公开发行。

   意想不到的是，这部专著受到了当时社会风波的牵连，说《中国当代文学扫描》涉及的历史人物中有几个是政治敏感的作家，出版社专门派人来内江找我，通知剩余的书暂时停发。事隔2年，即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出版社就撤销了这个通知，并对我们作了道歉，还就因停发《中国当代文学扫描》一书而造成的损失给予了一定的赔偿。

   这本专著的出版，在中国文学史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少专家学者纷纷著文对它进行了评论。1992年国家权威刊物《文学评论》在第5期上刊登《史观？史识？史鉴》一文，著名学者王庆生先生认为：“当代文学史就我看到的几种来说，没有什么大突破，倒是有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扫描》在编写体例上有些新路子。”著名学者古远清在1993年《理论与创作》第4期刊登《努力提高当代文学的研究水平》一文，指出当代文学史有作家作品型的，有教材型的，有思潮型的，还“有探索型的，如陈涛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扫描》”。1999年又在《中华读书报》6月23日上刊登《当代文学史能否当代修》一文，指出：进入新时期后，全国出版了多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但“对‘十七年’‘左倾’教条主义的批判不深不透。远不如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扫描》在消解激进的叙述的策略方面所取得的成绩”。1992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林耘先生的专评《新思路，新格局一读〈中国当代文学扫描〉》，1993年5月22日《四川日报》也发表镇西的专评《重写当代文学史的有益尝试》，文中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扫描》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文学史论著，对当代文学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2012年，《中国当代文学扫描》一书经历了20多年的学术检验后，被国内专家选入了“〔精品〕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阅读书目”。

《中国当代文学扫描》出版后，我与孙自筠老师再次合作，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名篇选评》，1992年再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样在五省区几十所高校发行，作为教材使用。这本书可说是我在教院20世纪80年代时期所做的最后一个科研成果。

到了20世纪90年代，内江教院领导和教师都投入了各自的“创收”，教学与科研被完全边缘化了。我除了在校内每周讲两堂课之外，主要精力开始从校内转向了校外：与西师大新诗研究所合作招生，办本科夜大；参与内江喷泉公司的艺术策划，在实践中研究喷泉艺术，撰写了《喷泉艺术初论》论文，发表在国家权威刊物《文艺研究》上，并意外地获得四川省第二届文学评论奖一等奖；接受市委宣传部的委任，主持编写《内江百科全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年下半年，内江师院成立前后，我又开始重操旧业，将全部精力回归到高校的教学和科研。经校评委上报，省高评委通过，我被内江师院聘为建校以来第一批教授。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新起点。30多年教学生涯中，我在走过一个“之”型道路后，尽管到了晚年阶段，却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收获季节。

内江师院成立之初，中文系每年招生有五六百人，每班平均有一百多人，教学压力甚大。我每周承担的任务几乎不少于8堂课。备课，讲课，批改作业，十分忙碌。我拼出了浑身精力工作，以至不得不推掉以前社会上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令我欣慰的是，我的努力获得了师生的认可。一次我发现我任课班上的学生人数猛增，有不少是新面孔，后来才弄清楚，是邻班的学生跑到我班上来听课了。

付出总会有收获。2002年，学院举办第一次教师讲课比赛，以公开课的方式进行，由学院组织的评议小组来评议。这次比赛中，我获得教学一等奖。2003年，省里举办第一批全省高校精品课程评议，学院精心准备，推荐了几门课程报到省里，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最终胜出，成为师院第一门省级精品课程。2004年，学院举办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评比活动，通过广泛评比，我荣获“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金奖。2006年，学院在全院范围内开展第一届教学名师评比，共评出5人，我名列其中。

在科研上，自合校之风吹起之时，我便恢复了学术研究，开始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在这期间，我撰写了《文学意象论》专著（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协助董国福先生撰写《读启教学论》专著（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内江师院成立之后，科研工作步入了常态，我每年都要发表二三篇论文。

2003年范长江研究所成立，我任第一任所长，开始转向对新闻界的巨子师范长江进行研究。在这个领域里，我发表了《范长江“民本”新闻观》等系事列论文。直到2008年退休之后，我总结自己积累的研究成果，撰写了30余？万字的《新闻巨子范长江评传》。此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是我在内江师院工作时期的压轴之作。《人民日报》原社长、总编辑邵华泽先生亲自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范长江次子、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东升教授，《人民日报》原副总编于宁先生分别为这本书作了序。上海《新闻报》原总编忻才良先生在2014年12月8日《文汇报？读书周报》发表专评《如实作传，理性研评一陈涛专著〈新闻巨子范长江评传〉荐评》，对这部专著的价值做了高度评价。

在创新中育才

内江行干校招收1977级、1978级中文高师班时，当时学校的教学条件简陋，两个班都被安排在桂花园的两间大的平房里上课。

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可说是百废待兴。我所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没有教材，由自己写讲义。学校图书馆藏书不多，书店也无相关的书刊，我基本上按照自己读大学时教师传授给我的知识体系，边备课，边讲课。半年之后，一些重点高校紧急编写的教材开始发行，学生有了教本，教学才走上了正轨。

我是上海人，讲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上海口音，虽到四川也有了10多年，但没学会讲四川话。这样初次给学生讲课时，师生在语言交流上有了障碍，我说的话，学生起初只能听懂七成，10天之后，经过磨合，能懂到九成。记得学生对我说，课后他们相互对笔记时，发现同一内容记的话却是五花八门，大家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1979年内江师专与内江教院分家后，我虽分到教院，但上完了1977级、1978级全课程，接着应内江师专聘请，又在1979级、1981级继续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课程。

这三十多年高校教学生涯里，最使我难以忘却的是，在桐梓坝这块土地上，我参与培育并目睹了学生中两个人才群落的产生与成长。

第一个是作家群落，集中产生于内江师专1977级、1978级学生之中，代表人物有黄济人、傅恒、杨继仁、黄一鸾、张汝宜等等。他们分别在报告文学、小说、散文领域里取得了杰出成就，因此成了中国文坛上一群耀眼的新星。其中黄济人、傅恒、杨继仁、张汝宜等人还担任了重庆市作协主席、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深圳市罗湖区文联主席、四川省艺术馆馆长，而黄一鸾甚至跻身当代新散文的八大家，进入了中国当代散文史。前几年全国茅盾长篇小说奖评委中，竟有两个评委（黄济人和傅恒）出自于这个群落。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思想解放，文坛解冻，中国的文艺创作趋于活跃。1977级、1978级两个班的学生出版了自己的文学刊物，虽然刊物是用蜡纸刻印的，但所载诗文充满激情和活力，在师生中颇有影响，可以说，就是在这块园地诞生了这个群落的雏形。

黄济人的成名作便是在师专学习期间完成的。黄济人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那年暑期，他专门去上海拜访杜聿明等年伯，取得了这些曾名列为“战犯”的日记。这些日记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黄济人原本是想写小说，在征求老师的意见后，最终定下写长篇报告文学。当时学校的条件差，学生寝室小，没有桌子，于是他在寝室里用砖与木箱搭成简易桌子，每夜伏案写作。初稿寄到出版社后，出版社立即通知他去北京改稿，不久以《将军作战岂止在战场》的书名将这部报告文学公开出版发行。

傅恒的成名作也是在师专学习期间完成的。他与教文艺理论的李北星老师合作，由他执笔创作了短篇小说《心理学教授和他的儿子》。小说发表于《四川文学》，不久获得了省级文学奖。

杨继仁的成名作《张大千传》，黄一鸾的成名作《勿忘我主》都出版于他们毕业之后，但在师专学习期间他们已展露了才华，并开始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

   内江师专1977级、1978级两个班之所以能够出现一个作家群落，究其原因大体有这几方面：一是他们都是下乡知青，经过生活的各种磨难历练，因而具有比较厚实的生活积累和思考。二是他们本身具备文学才华，只是被埋没在艰苦的生存挣扎中，一当遇到宽松合适的环境，自然会开花结果。记得1977级一个女学生在交作业时对我说：“我可不像黄一鸾，一点点小事就能写出一大篇文章。”我回答她：“这正说明黄一鸾思想活跃，想象丰富，有文学才华。”三是内江师专教学鼓励学生创新，为学生创新提供条件。比如我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每堂课都要留出一定时间，让学生上讲台发言，在启发的思维空间里，实现观点与知识的碰撞，凡言之有理的，都给予肯定。学生不必死读书、读死书，教师给学生余留大量的时间，学生的个性师才华才能得到自由发展。

   第二个是教育专家群落，集中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内江教院的1984级、1987级两个班，代表人物有吴运龙、卿平海、李德树、钟俊、林华等等。

   卿平海自教院毕业后，经过十余年的奋斗，现是教育部“国培计划”的培训专家、四川省教育厅中小学继续教育专家、特级教师，著有《语文新课程创意教学》《大语文与创意学习》等专著49本。李德树现是四川省教院教授、教育部“国培计划”的培训专家、四川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学科专家，教育成就斐然，论著硕果累累。内江师院文学院每年开设的国培班，几乎都要聘请他们回母校来讲课。

   吴运龙是内江重点中学六中的校长，他在学校推行独特的“均衡教育法”“主体教育法”，要求教师因材施教，对每一个学生都要有100%的爱心、信心，用100%的热情和努力去培养学生。有一年，四川省文、理科状元双双出自六中。四川省教育专家组专门来六中考察，评价说“内江特产有二：一是‘甜'内江乃甜城也；一是‘校’，乃内江六中矣！”钟俊现是资阳市教科所所长，林华是内江政协教科卫办公室副主任，他们在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上都有显著的建树。

为何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内江教院会出现一个教育专家群落呢？我想除了这些学生入学之前本身是教师，已具有一定的教学经验之外，还与几个原因有关。其一，创造性思维的培养。1987年我从中国社科院文研所高级进修班学成回校，任1987级“文艺理论”课教学。学生毕业时，卿平海、李德树对我说：“听你的课，我们最大的收获不仅是在理论上，更大的是在思维上。你在讲课时，我们总在设想你的结论，最终你的演绎几乎都会出乎意外，使我们拓展了思维方式。”其二，扎实的理论基础。与作家群落注重生活积累、情感体验、人性开掘的形象思维不同，教育专家群落要求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深入的理性思考。这个群落几乎对美学都有浓厚的兴趣，并将美学迁移到语文教学上，追求学生的“乐学”，在理论上探索怎样从“要我学”转化为“我要学”。其三，在教学期间，贯彻了陶行知“知行统一”观，如陶所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我在主编《学语文报》时，将中学版与小学版的编缉都交给吴运龙、钟俊、林华等人负责，他们边求学，边参与了审稿、改稿的实践。毕业后，钟俊进入了《学语文报》报社与教科所。他们与卿平海、李德树都加入了内江市沱江教育科学研究会，卿平海还直接参加了由董国富主持的《读启教学论》专著的撰写。《读启教学论》这本专著得到了全国著名教育专家张健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本专著“理论上创新是多方面的”，“它的出版，意味着我国在教学论的探索上开始走向成熟”。

   内江师院成立之后，虽然不见有人才的群落诞生，但近年来我不断地收到我任过课的学生寄来的他们的著作与论文，获得的各级文学奖、教学奖，以及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喜讯。我深切感到，师院人才像灿烂的群星，撒落在各行各业，他们不时地以各种光芒令人惊喜地闪现。

    桐梓坝，真是一块令人终生难忘的土地！

自1564年教育家赵贞吉在这里建立狮山学馆以来，桐梓坝便开拓出了一块文化沃土，形成了悠久的教育传统。内江师院因此从这里起步，我的高校教学生涯因此从这里起步，无数的校友，他们成才的道路也因此从这里起步！

作者简介:

   陈涛，1966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68年分配到四川，在资中县农场劳动两年后，重新分配工作，先后在资中县太平中学、师范学校任教。1976年调入内江地区教育行政干部学校，在中文科任教；1979年分到内江教育学院中文系任教；2000年在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曾任内江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范长江研究所所长。2008年2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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