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德远）

抗战时期，东部发达地区被日军占领，随着国府、工厂、院校的内迁，全国的名流也集中大后方，由于日记的狂轰滥炸。他们便从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疏散到乡镇、农村。

僻静的乐山竹根滩明德巷，1941年春，搬来一户“下江人”租的盐商杨明清的房屋，和我家近邻，户主中等身材，文质彬彬，气色不太好，好像总在思考什么，少言少语，难得同街邻交。

街邻大都不知道他的姓名，从他有时身着西服判断，大约是“下江人”中的高级人士。因为，这里早就来了许多“下江人”，熟悉名人的装束和举止。如武汉大学的师生，和当时中国最大的化工企业，天津、南京的永技化公司，黄海化学公司的职工（当时有这种说法：“天津卫，三大宝，永利，南开，大公报”，现在著名的漫画家方成时为永利的技术员）。在街上不时碰到名响全国的企业家范旭东（上述两公司的资方）；化学家李烛尘（民建主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侯氏制碱法的发明者侯德榜；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美术学家朱光潜教授；采矿专家、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琦；我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的创办者（前几年任民革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为嘉阳煤矿厂长）等等。

春天，孩子们快乐的季节，每到课余，小朋友三三两两到明德中学的球场坝和被儿童们叫“九龙山”的古墓堆去放风筝，这位“下江人”也带着他和我们年纪差不多的一子一女加入这喧闹的队伍。“下江人”的风筝是从“大坟包”（地名）的铺子买的“蝴蝶”，画着红红绿绿的图案，挺漂亮。但未经试飞调整，风筝只平飞，并不向上升。有时一个跟头栽下来，挂在球场周围的青杠树上。

本地人对失去家园千难万险的大后方坚持抗战的“下江人”十分友好。他们到来的短短两三年。这里出现了许多从前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用上了“自来水”（电灯）“水门丁（水泥）”来苏尔（农药）种上了洋葱、洋芋。“洋海椒（番茄）”知道了一文不值的黄鳝、泥鳅、螺丝原来是一种财富：开辟了公园，举办篮球赛，特别是黄海化学公司的“科学展览”人山人海，其盛况压倒了摩罗寨的观音会。“下江人”给这古老而落后的城镇带来了现代文明，因此他们有困难本地人也会尽力相助。

也许是受到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吧，看到风筝飞不上去，“下江人”东瞧西看不知毛病在哪里，他的两个孩子也显出失望的样子，我们便围上去帮助他，调整“斗线”上下线的长度比，贴上纸条调整重心。直到风筝飞上天，这时“下江人”严肃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我们就这样同“下江人”一家熟悉了，成了球场坝、“九龙”放风筝的伙伴，这里的娃娃像一群山麻雀叽叽喳喳吵个不停，“别闹”我们一回头，只见父子三人动也不动，靠在一起久久凝视着蓝天、白云，神情黯然。他们啥时动了感情？白云，故乡，唉！怕是这金黄黄的油菜花，碧绿的麦苗、“咕；咕！”的杜鹃啼，使他们想起莺飞草长，春光明媚的江南吧？那里正被日寇蹂躏，可在故乡儿女的思念中，它依然小桥流水，花红柳绿，诗情画意，快压低声音，放轻脚步！别打扰了他们！

（1996年3月31日《内江师专报》总第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