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济人）
【人物简介】
黄济人，1980年毕业于中文系，重庆校友分会会长，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重庆作家协会主席。祖籍重庆，生于北京，长于南京。当过知青、教师、记者、编辑。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处女作是《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先后有三部作品被搬上电影。曾获全国首届文艺奖、《当代》文学奖、首届郭沫若文学奖、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系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的处女作《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从构思，从采访，从写作，直至初稿的杀青，全部都是我在就读内江师专（现内江师院）期间完成的。于是，沱江之滨的母校，便成了我文学之路的出发点。人在征途，免不了左顾右盼，左边是田园风光，让人赏心悦目；右边是高楼大厦，让人乐不思蜀。可是，只有掉过头去，回首往事，那发生在母校校园里的点点滴滴，方才能正中心窝，直抵肺腑，让我欢忭莫名，让我温馨无比。
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第二年进校的。拨乱反正之初，文艺谈不上复兴，却也开始了解冻。我们坐在教室里，总听得见冰雪消融之后，春水顺着屋瓦，滴落在屋檐下面的声音。我读的是中文系，和班上多数同学一样，想写点东西，或诗或文，或长或短，然后寄往复刊未久的文学杂志或者报纸副刊。诚然，写作除了有欲望，还得有生活，有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是作家的本钱。我的本钱是八年之久的知青生涯，期间担任过生产队长、代理教师、以及先用钢板刻写然后油印出来的公社机关报的主编，就是说，广阔天地里，我收获了生活也收获了素材。事既如此，写作就开始了，我写的是长篇小说，因为落户的山区盛产金银花，所以小说的名字取为《金树银花》。写得还算顺手，虽说只能利用课余时间，但半学期下来，也有了十万字的篇幅。
就在这样的时候，我的思路被一件重大的家事打断了，那就是家父的冤案获得平反。家父系国民党起义投诚将领，解放后在刘伯承元帅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任地形教授会教师，六十年代转业复原回重庆，在所辖的江津县政协任职。“文化大革命”运动伊始，家父以“反革命”罪被捕，不久惨死狱中。得知平反消息，我告假从内江回到江津，参加家父的追掉仪式。除家人而外，远在南京的舅父邱行湘也赶来了。舅父系家父黄埔五期同学，洛阳战役中，他以国民党战场最高指挥官的身份与黄埔一期校友共产党将领陈庚对垒，尔而战败被俘，成为最早的国民党战犯。在北京战犯管理所生活了整整十二年之后，国庆十周年之际，国家主席刘少奇颁布特赦令，他成为第一批获赦人员之一，分配到江苏省政协任文史专员。与家母见面，与我们兄弟姐妹见面，舅父谈得最多的，是他在共产党监狱里生活的经历，与得知家父恢复了革命军人名誉时的愉悦心情一样，他由衷地感激新中国，说共产党对他有再造之恩。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把国民党将领在共产党监狱里的生活内容、心理历程，与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题材联系在一起。
回到学校，夜不能寐。我把这个题材与那个正在进行中的知青题材作了比较，孰重孰轻，抑或谁急谁缓，半月之余，仍无结论。教我们文艺理论的老师叫李北星，因为博学多才，见解独特，所以我和同学们与他多有接触。有困难，找警察，李老师不是警察，却是我心中的北斗星。听完我的困惑，他似乎眼睛都没有眨一眨，便把观点向我和盘托出，“写知青题材的人很多，而且很多作品写的不错，比如在贵州下乡的上海知青叶辛，他在重庆《红岩》杂志上的三部长篇我都看了，一部比一部好。你如果写的比他还要好，恕我直言，你仍是他手下一个兵。但，另一个题材就不同了。这样的题材过去没有，内容也鲜为人知，而且，重要的是，你写这个作品的条件得天独厚，以己之长攻彼之短，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事情，你又怎能何乐而不为呢？”
我那部尚未完稿的《金树银花》，采用的文学式样是长篇小说，而这部决定要写的作品，又该采用什么样的式样呢？“当然它应该是纪实的而非虚构的。”我把又一个困惑的皮球踢给中文系教授陈应祥的时候，这位有着西南师范学院任教资历的学术权威不假思索地对我说，“内容决定形式。如此重大的题材，包含着政治、历史以及军事诸多方面的意义，你如果采用虚构的编故事的手法去写，比如说把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解放军公布的头号战犯杜聿明写成杜大明，把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写成张维，那就可惜了这个题材了！”
李老师的话，如同指路牌；陈教授的话，恍若探照灯。虽说如此，我心里明白，有一只皮球是踢不出去的，那就是写作自身。不同的文学式样有不同的写作方法，如果按照小说来写，我立马可以动笔，我可以依据舅父告诉我的事情，凭借想象力去虚构人物、编织故事、制造悬念，直到演义得自己满意为止。然而，这样的想法并不实际，因为这不是我的生活，而且父辈的经历也不可以取而代之，况乎后人对于前人的了解与理解毕竟是有限的。那么按照纪实来写，写作之前的准备远未就绪。不言而喻，这是一条漫长而崎岖的路。我需要在上课时间，阅读近代当代历史，尤为关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需要在下课时间，去图书馆搜集资料，摘录文件。当然，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需要外出采访，拜访几十位健在的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原国民党将领，聆听他们的经历，尤其是发生在战犯管理所里的故事。诚然，这又是一条艰辛而泥泞的路。倘若事先我能预测期间的苦涩与窘迫，我是出不了门的。关于发生在采访期间的事情，因为与校园无关，所以不在这里表述。反正当时年轻气盛，又不曾发表一个字，没有压力，没有包袱，亦可谓初生牛犊不畏虎，想走就走了。
我是在母校第一个暑假的第二天离开内江的，为了赶时间，我没有回重庆，而是在学校的食堂里买了十几个馒头，装在军用挎包里，然后急匆匆去了壕子口火车站。我的第一站是南京，要找的人就是我的舅父邱行湘，因为他被俘得早，早在三大战役之前，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攻克的第一个城市堡垒，所以他将成为我全书的贯穿人物。诚然，我与三大战役的国民党战场最高指挥官们素昧平生，不曾谋面，我需要通过舅父的书面引荐，去南京以外的其他城市，找到辽沈战役中的郑洞国、廖耀湘，平津战役中的陈长捷、杜建时，以及淮海战役中的杜聿明、文强、黄维。当然，也包括济南战役中的王耀武，西南战役中的沈醉。就是说，但凡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将领，不管是起义的、投诚的、还是被俘的，我都希望面见他们，因为在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方面，自然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行程近月，受经济拮据等诸多条件所限，我的采访计划充其量完成了一半。但，不管怎么说，军用挎包里的馒头，变成了满满一堆资料，我还是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沱江之畔。
《金树银花》早已从我的案头撤下来了，代而存之的，是一张崭新的稿纸。说起案头，恐怕现在的在校生们难以置信，四十年前的校舍里，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有的只是密密麻麻的上下铺，按照顺时针方向，紧紧的连在一起。说来奇怪，我的铺位与相邻的床头，恰恰出现了一道缝隙，而后将两张木床相向挪到，居然挪出了两三尺的距离，更为奇怪的是，两三尺的上方，竟然有一个窗口，这对烟瘾不小的我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就在这样的空间，我找来砖头，作为桌脚，我抱来木箱，作为桌面，开始了先前的《金树银花》的写作。
现在题材变了，落笔之时，不知怎的，我突然觉得桌面比过去宽阔，桌脚比过去坚实，较之过去的写作，我更觉得心里有话要说。用今天的语言讲，我不谙这本书写作之初便进入状态，便找到感觉，所以进展顺利，自信满满，不到半学期，已写毕二十多万字。前面说过，暑假外出采访，未能尽如人意，想要补漏拾缺，务必再度外出。这样，利用寒假，又去北京，绕道上海，在开学的前一天，回到重庆。再用今天的语言问，时间都到哪儿去了？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伴随沱江的逝水，都流到我的案头上来了。毕业之前，学校要组织实习，实习之前，我这部三十多万字的纪实文学已经脱稿了。关于书名，我暂定为《功德林》，因为北京近郊的这座禅院曾被日本人改造成模范监狱，以后改建为北京战犯管理所，来自全国各地的战犯都先后来到这里。至于最后定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那是我在隆昌一中实习时期，应邀去北京改稿，由参与改稿会的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建议的，用他的话说，不要用功德林这三个字，北京人一听就知道那是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地方，给人以灰暗的感觉，现在是新时期了，战犯过去的身份是将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承认而且需要反映的。
正是因为取名，我忘不了我的同学们。尤其是与我同宿舍的同学，他们大都知道我这部作品的内容，于是建言献策，各抒己见，有取《晦士录》的，有取《新生记》的，有一个名字我十分欣赏，而且差一点与根据《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改编的电影片名撞车，那就是《战场无硝烟》。更为忘不了的，是那个全稿杀青，准备翌日邮寄的晚上。邮寄之前，需要装订，三十多万字的稿纸，垒起来足有一个烟盒之高，于是有同学捡回来钉棺材用的长钉子，外加半块砖头，抡起胳膊，对准稿纸，奋力打洞。洞未打穿，稿纸破了边角，心痛得我欲哭无泪。另有同学剪断了晾毛巾的铁丝，外加一根蜡烛，铁丝先在火焰上烧红，然后在稿纸上穿孔，辗转数次，终告成功。穿孔而过的麻绳是一位荣昌籍的同学奉送的。荣昌是我国的棉麻之乡，用这位同学的话说，一根麻绳结实的程度，可以做到海枯石烂它不腐。这个晚上，窗外寒风凛冽，可是我如坐春风，拂面而过的，除了阵阵暖意，还有丝丝内疚。为着我的写作，睡上铺的那位同学，从入校睡到出校，坚决不与我更换下铺；为着我的写作，和我同桌的这位同学，每日三餐，有两餐是他替我在食堂里捎菜带饭，有次雨下路滑，他在石阶上摔倒在地，碎瓷反弹过来，划伤了他的头皮……在我的作品里，抑或在字里行间，却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脚步，他们的蛛网蚂迹，所以每每思之，遥望沱江，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
流水东去，去而不返，可是好几年过后，除了《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我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崩溃》、长篇小说《哀军》，以及长篇小说《重庆谈判》，工作地点也从北京回到重庆，在重庆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就在这样的时候，一篇长达数万言的评论文章，又勾起我对母校的记忆。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在内江师专中文系教过我的孙自筠老师。孙老师的文章发表在省外的一家刊物，他把这家刊物寄了一本给我。文章标题叫《黄济人论》，副标题是《从<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和< 崩溃>谈起》。
文章开篇说“无庸讳言，《将军》的成功首先是题材的成功。”然后说“黄济人对这一题材的选取，不同于那种记他人之实写他人之事的纯客观的采访，更不同于那种凭残简断片、道听途说就漫无边际大发议论，靠辞藻堆砌起来的空泛报告。他的情感与神经与所写的人和事达到一种心灵感应的境界。故而，写得真，写得实，写得动人心魄，感人肺腑。难怪有人读了《将军》以后，还以为一定出自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作家的手笔哩。谁又想到，一个刚入而立之年的青年人，竟能写的如此深邃，如此神采飞扬，如此体察入微呢。加之，黄济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现代人的价值标准作为尺度，把一个十分难于驾驭的题材，处理得贴实而又有分寸，谨慎而又不拘谨，大胆而有节制，无论思想或艺术，都使人感到无懈可击，显示了艺术处理的熟练和从容不迫。这大概是不知情者以为这部作品出自一位有把年纪的老作家之手的又一原因罢。《将军》是黄济人初试锋芒之作，但一矢中的，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固然有题材的因素，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正如下乡知青成千上万，成为作家寥寥可数。黄济人的成功更主要的还在于他确实写出了水平，写出了特色。读了作品，不能不佩服他笔墨的驾轻就熟，挥洒恣肆，游刃有余，看不出初涉文坛的稚嫩和小家子气，相反，却颇有一种雍容的气度和大家的风范……”
读毕孙老师的文章，顿觉无地自容，诚惶诚恐。当老师的也许不应该这样评价自己的学生，当学生的倒是应该感激不断鼓励自己的老师。这样想时，虽然一头冷汗，但是全身发热。适逢应出版社之约，正在编辑整理多卷本的《黄济人文集》，作家贾平凹欣然为文集题写了书名，作为序言，征得孙老师同意，我把他的文章收录在我的所有作品的前面。有人问我，这套文集的序言作者有多种选择，为何你偏偏看中了你的老师？我一时无语，说不清楚是为了报答，还是为了感激，只是心里明白，春江水暖鸭先知，沱江水暖我后晓，如此而已。
2017.10.27 重庆
